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宋以朗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以及在座的所有朋友，今天下午荣幸能够参加《小团圆》中国内地版的首发式。在今天上午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在想，我的发言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开场白。为了寻找这个开头，我在登机前特地看了上海浦东机场的书店，我有一个想象，也许这个书店摆满了《小团圆》，而且有很多读者都在翻阅或者购买。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一本《小团圆》也没有，当然也没有读者在询问有没有《小团圆》。上海浦东机场书店的敏感度太差了，他们不知道《小团圆》已经在上海市区的其他书店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在想，如果我发言的时候我仍然说在上海虹桥机场书店里面看到了《小团圆》，没有人会指着我说你这是虚构不是事实。假定我这样说，我想我还是可以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这符合本质的真实，因为《小团圆》在其他很多书店都在热卖，都在狂销。我用这样一个开头，也许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阅读或者说看待这部小说，到底这部小说它的虚构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构成了怎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但是我后来又想还是放弃这样一个开头，我另外再寻找一个开头，因为文章的开头可以永远发生变化。我马上想到今年1月份，我在香港宋以朗先生的寓所，有一次跟宋先生非常有意思的交谈。当时宋先生出示了他刚才提到的接下来准备出版的增订版《张爱玲语录》的一些稿子给我和当时在场的我的另一位朋友马先生看。我当时好奇的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打算发表这个增订的《张爱玲语录》。宋先生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要放在以后，现在有一个更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更困难的事情。马先生当时的反应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什么是重大的，什么是更困难的，很可能就是《小团圆》。因为相比之下，《小团圆》的问题好象更严重，所以我追问了一句是不是《小团圆》。宋先生笑而不答，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我想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切都来的那么快，张爱玲的文章当中写到“越来越快”，《对照记》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越来越快”，现在果然越来越快。1月份我以为这本《小团圆》在年内问世，但是没有想到2月底3月份就开始在台港同步出版。我现在所看到的不同的版本，包括香港的一版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以及台湾的好几次印刷，这个印数是相当可观的。《小团圆》的问世形成了一个文化事件，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文化事件，通过这个文化事件我们对张爱玲的研究会作出怎么样的判断。这些问题我想凡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凡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化的，都会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来看，在《小团圆》发表之后，我本不想轻易的发表意见，因为这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又非常复杂的长篇小说，我必须坦率的承认我只读了一遍，读了一遍就轻易的发言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脾气，就是太容易答应别人，人家打电话给我要这样、要那样，我都说好好好，我开始说对不起不行，你还是说说，我就不得不说两句，也就不得不写两句。所以我写了一篇读《小团圆》札记，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她写《小团圆》保守的估计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写了20余年，直到去世前还在修改，据《小团圆》序中引用的第一封相关的张爱玲1975年7月18日至宋淇的信中说，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这就清楚的表明最迟到1975年5、6月之前她已经写出了《小团圆》第一稿，即从前的稿子。但这从前的稿子什么时候动笔、是否完成，又何时完成，因张爱玲至宋淇的信尚未全公开，还不知道。”我感到高兴的是，刚才宋先生的发言基本上证实了我的推断，54年、55年她已经在写《小团圆》。而且根据宋先生提供的那么多信件，她先写了一个中文稿，然后改写成英文稿，最后再改回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团圆》，我认为这是中文的第二稿。我这个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我就找到了答案，宋先生公布了。
　　所以张爱玲的研究当中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提出了一些推测，越来越快的得到证实，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像张爱玲这样的资料能够这么快的被公布，被我们的学者拿来引用、研究，这样的例子是很少的，不多的。所以宋先生刚才公布了这么一个发表计划，我想张爱玲研究将来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不断的追问下去。
　　回到《小团圆》本身，我个人主张从文本出发。当然我们知道，《小团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读法，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但是我主张或者说我是试图做这样的工作，作者如何在拆解历史的叙事当中重建文学的版图，而怎么样在作者虚构想象当中被文学重新建构。这两者的关系《小团圆》当中是怎么对立，怎么互动的。假如说我们承认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话，作者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刚刚宋先生公布的一段张爱玲的话有很大启发，“有些人的小说看过定会知道作者的一切，我不要那样。”是不是张爱玲不要那样呢？真的吗？我们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就会知道作者的一切了吗？这个问题我准备和大家一起思考。谢谢大家。

　　日记中的施蛰存

　 　查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昭苏日记》（2001年1月文化出版社初版），1985年3月21日条下有：上午“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5月18日条下又有：“下午陈子善来”。这大概是我最初到施先生家去记的记载，但也不敢完全确定，也许更早些时候就已登门，施先生日记中失记了。所谓“取赵令扬字”。系指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来沪，慕名向施先生求字，施先生欣然挥毫，交我转达一事。后一次拜访已经全无记忆了。
    幸好1997年秋到日本访学后，我开始记日记，因此留下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向施先生请教的记录，可在这里摘录数则。

 　　 1998年3月30日下午，带台湾学者许秦蓁等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施先生仍很健谈，谓刘呐鸥是三分之一日本、三分之一台湾、三分之一上海洋场文化的混合。”
   　同年6月1日下午，带韩国留学生白承道、梁兑银夫妇访施先生，“谈三十年代‘现代’同人。据施先生回忆，当时上午9：00－下午4：00工作，4：00－6：00逛书店，6：00以后回家，周六、日晚7：00－11：00则看电影（以外国片为多），一周大约要看二、三次电影，也去跳舞场，也去跑马厅，但听音乐会则较长。看电影是与朋友一起去，男或女的。但与戴望舒、杜衡一起玩的机会不多。邵洵美晚上要抽鸦片，也不大有机会一起玩。这些对理解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生活很有帮助。施先生在答问时强调‘上海永远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城市’，可谓至理名言”。
   　同年10月3日下午，与陆灏一起访施先生，“谈另一位文坛前辈所戏称的‘不喝酒、不抽烟、不嫖妓不算文人’，谈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会乐里‘长三’、‘么二’和‘野鸡’及‘私门子’”。同年10月24日傍晚，陪台湾学者彭小妍、英国学者贺麦晓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戴望舒、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社团、文艺茶话会、书报检查制度和曾今可、虞岫云等。施先生记忆清楚，妙语如珠，实为翻检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部‘活字典’”。
    1999年2月20日下午访施先生，“得其赠《施蛰存散文》（浙江文艺版）一册，与其谈张竞生《性史》。施先生谓此书‘不灵’，有招摇撞骗之嫌。此书显然受当时西方的盛行的弗洛伊德、蔼理斯等人学说的影响，这类书当时西文也出了不少。张竞生此书轰动三、四个月后也就过时了。张在上海又开‘美的书店’，出版《第三种水》，也不成功，后来就回广东去了。又观赏张伯驹妻潘素的山水图卷，施先生谓当年‘八大胡同’是很出了些人才的。”
   　同年6月8日傍晚，陪李欧梵访施先生，陆灏也在座。“施先生畅谈三十年代文学、电影和自己的创作。施认为现在上海经济不错，文化不行，上海没有吴昌硕，北京没有齐白石。施并回忆二十年代（1923－24年间）在上海《时报》副刊（李涵秋主编）用施青萍笔名发表影评，评介德国默片电影《斩龙遇仙记》（即《尼布龙根指环》原型），同时推崇第一部默片《赖婚》和《璇宫艳史》等电影，他喜爱的电影明显是卓别林和邓波儿。施先生还回忆与邵洵美、项美丽吃过二次饭，一次与戴望舒等在知味观，邵、项不请自来。一次在北四川路新雅饭店请邵，项也来。项美丽后来去香港嫁一英国军官，邵洵美汇钱给项，被认为资助英国特务而受连累吃官司。施先生还回忆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很特别。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即坐在施先生临座。那次文代会是在吴淞路的一家原来的日本戏院里举行的，最后还合影留念。”
   　同年11月24日傍晚访施先生，“数月不见，老人家更显清瘦，耳也更聋，但精神尚好，其时他正与师大中文系基地班学生漫谈，谈及钱锺书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锺书、施先生和另一位作家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锺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次日下午又访施先生，“交以拙编《饭后随笔》（上下），得知其正在读《马可·波罗游记》，还想读《遐庵谈艺录》和《骨董琐记》。施先生还问为什么还没有出版周作人的全集，应该出，可定书名为《知堂全集》。
   　2000年1月12日下午访施先生，“转达香港作家林真的问候。老人家幽默地说：耳越来越聋，心脏越跳越慢，记性越来越差，手写字越写越僵。”
    同年2月2日下午，带刘呐鸥之子、台湾物理学家刘汉中夫妇访施先生，“谈刘呐欧1927年日记的发现和整理，谈刘呐欧全集的编辑，施先生对此事表示极大的关切”。
    同年8月21日下午访施先生，“漫谈《北山楼诗》的编选，并请其在《云间语小录》、《北山谈艺录》上签名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救助地震灾民义卖之用。”
    同年12月26日下午带香港张历君、郭诗缘访施先生，“请施谈小说创作包括与弗洛伊德和心理学以及与外国电影的关系，施先生回忆当年心仪的电影明星是嘉宝、卓别林和邓波儿。”

　　 够了，仅从上述不加修饰的简略记述，已完全可以看出施先生虽然已届期颐高龄，仍思路敏捷，真率可爱，在交谈中不时灵感迸发，睿智闪现。老人家所说的不仅是回忆三十年代文坛上事，更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严肃思考。
    值得补充的是，关于鲁迅，关于三十年代与鲁迅的那场有名的论战，施先生从不主动谈起，若你问及，他会建议你先去认真读一读当时论战双方的文章，过后再来与他讨论。鲁迅称他“洋场恶少”，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早已淡然处之。他曾对我说过，鲁迅尖刻，与钱锺书差不多，“骂人”从不留情面的。今年出版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版），好评如潮，但书中对鲁迅与施先生之争的评判显然有欠公允，特别是书中称施先生当过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官”，更是“莫须有”的罪名，理应在此为施先生辩诬雪谤。
    当时当了“书报检查官”的另有其人，就是“新感觉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时英。穆时英写过《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谈话中证实穆时英当时是跳舞场的常客，狐步舞确实跳得好。对穆时英去当“检查官”，施先生是不满的，至今仍感惋惜。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建议，把穆时英三十年代的影评和去香港后发表的散文搜集起来，编一本集子，必将大有助于穆时英研究。但我限于时间和条件，一直犹豫着没有动手，有负施先生的嘱托。
    进入新世纪以来，施先生耳背越来越严重，去拜访他只能完全依靠笔谈了，再加师母谢世，老人家的精神明显大不如前。为了让他好休息，我尽可能少打扰，也不再带人去。但是只要去，施先生一定仍先吩咐保姆上茶，然后侃侃而“谈”（其实是写了）。像他这样几乎亲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作家、学者，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丰富而又深刻，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就看你的造化了。
    阅尽人世沧桑，文苑冷暖，今天的施先生早已荣辱不惊。犹记1993年上海市授予他老人家上海文学艺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面对这迟到的荣誉，施先生公开表示：这个奖应该颁给青年人，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近年来他一直对我感慨，友朋凋零毕尽，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除了章克标，巴金一直在医院里，他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寂寞。最近一次与李欧梵先生拜访他时，谈到今年要为他贺百岁寿辰，他颇不以为然，“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下这篇小文，记下我所知道的施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由衷的敬意。
    他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
                                                  　　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