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宋以朗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以及在座的所有朋友，今天下午荣幸能够参加《小团圆》中国内地版的首发式。在今天上午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在想，我的发言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开场白。为了寻找这个开头，我在登机前特地看了上海浦东机场的书店，我有一个想象，也许这个书店摆满了《小团圆》，而且有很多读者都在翻阅或者购买。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一本《小团圆》也没有，当然也没有读者在询问有没有《小团圆》。上海浦东机场书店的敏感度太差了，他们不知道《小团圆》已经在上海市区的其他书店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在想，如果我发言的时候我仍然说在上海虹桥机场书店里面看到了《小团圆》，没有人会指着我说你这是虚构不是事实。假定我这样说，我想我还是可以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这符合本质的真实，因为《小团圆》在其他很多书店都在热卖，都在狂销。我用这样一个开头，也许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阅读或者说看待这部小说，到底这部小说它的虚构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构成了怎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但是我后来又想还是放弃这样一个开头，我另外再寻找一个开头，因为文章的开头可以永远发生变化。我马上想到今年1月份，我在香港宋以朗先生的寓所，有一次跟宋先生非常有意思的交谈。当时宋先生出示了他刚才提到的接下来准备出版的增订版《张爱玲语录》的一些稿子给我和当时在场的我的另一位朋友马先生看。我当时好奇的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打算发表这个增订的《张爱玲语录》。宋先生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要放在以后，现在有一个更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更困难的事情。马先生当时的反应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什么是重大的，什么是更困难的，很可能就是《小团圆》。因为相比之下，《小团圆》的问题好象更严重，所以我追问了一句是不是《小团圆》。宋先生笑而不答，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我想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切都来的那么快，张爱玲的文章当中写到“越来越快”，《对照记》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越来越快”，现在果然越来越快。1月份我以为这本《小团圆》在年内问世，但是没有想到2月底3月份就开始在台港同步出版。我现在所看到的不同的版本，包括香港的一版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以及台湾的好几次印刷，这个印数是相当可观的。《小团圆》的问世形成了一个文化事件，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文化事件，通过这个文化事件我们对张爱玲的研究会作出怎么样的判断。这些问题我想凡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凡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化的，都会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来看，在《小团圆》发表之后，我本不想轻易的发表意见，因为这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又非常复杂的长篇小说，我必须坦率的承认我只读了一遍，读了一遍就轻易的发言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脾气，就是太容易答应别人，人家打电话给我要这样、要那样，我都说好好好，我开始说对不起不行，你还是说说，我就不得不说两句，也就不得不写两句。所以我写了一篇读《小团圆》札记，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她写《小团圆》保守的估计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写了20余年，直到去世前还在修改，据《小团圆》序中引用的第一封相关的张爱玲1975年7月18日至宋淇的信中说，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这就清楚的表明最迟到1975年5、6月之前她已经写出了《小团圆》第一稿，即从前的稿子。但这从前的稿子什么时候动笔、是否完成，又何时完成，因张爱玲至宋淇的信尚未全公开，还不知道。”我感到高兴的是，刚才宋先生的发言基本上证实了我的推断，54年、55年她已经在写《小团圆》。而且根据宋先生提供的那么多信件，她先写了一个中文稿，然后改写成英文稿，最后再改回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团圆》，我认为这是中文的第二稿。我这个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我就找到了答案，宋先生公布了。
　　所以张爱玲的研究当中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提出了一些推测，越来越快的得到证实，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像张爱玲这样的资料能够这么快的被公布，被我们的学者拿来引用、研究，这样的例子是很少的，不多的。所以宋先生刚才公布了这么一个发表计划，我想张爱玲研究将来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不断的追问下去。
　　回到《小团圆》本身，我个人主张从文本出发。当然我们知道，《小团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读法，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但是我主张或者说我是试图做这样的工作，作者如何在拆解历史的叙事当中重建文学的版图，而怎么样在作者虚构想象当中被文学重新建构。这两者的关系《小团圆》当中是怎么对立，怎么互动的。假如说我们承认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话，作者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刚刚宋先生公布的一段张爱玲的话有很大启发，“有些人的小说看过定会知道作者的一切，我不要那样。”是不是张爱玲不要那样呢？真的吗？我们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就会知道作者的一切了吗？这个问题我准备和大家一起思考。谢谢大家。

　　日记中的施蛰存

　 　查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昭苏日记》（2001年1月文化出版社初版），1985年3月21日条下有：上午“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5月18日条下又有：“下午陈子善来”。这大概是我最初到施先生家去记的记载，但也不敢完全确定，也许更早些时候就已登门，施先生日记中失记了。所谓“取赵令扬字”。系指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赵令扬先生来沪，慕名向施先生求字，施先生欣然挥毫，交我转达一事。后一次拜访已经全无记忆了。
    幸好1997年秋到日本访学后，我开始记日记，因此留下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向施先生请教的记录，可在这里摘录数则。

 　　 1998年3月30日下午，带台湾学者许秦蓁等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施先生仍很健谈，谓刘呐鸥是三分之一日本、三分之一台湾、三分之一上海洋场文化的混合。”
   　同年6月1日下午，带韩国留学生白承道、梁兑银夫妇访施先生，“谈三十年代‘现代’同人。据施先生回忆，当时上午9：00－下午4：00工作，4：00－6：00逛书店，6：00以后回家，周六、日晚7：00－11：00则看电影（以外国片为多），一周大约要看二、三次电影，也去跳舞场，也去跑马厅，但听音乐会则较长。看电影是与朋友一起去，男或女的。但与戴望舒、杜衡一起玩的机会不多。邵洵美晚上要抽鸦片，也不大有机会一起玩。这些对理解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生活很有帮助。施先生在答问时强调‘上海永远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城市’，可谓至理名言”。
   　同年10月3日下午，与陆灏一起访施先生，“谈另一位文坛前辈所戏称的‘不喝酒、不抽烟、不嫖妓不算文人’，谈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会乐里‘长三’、‘么二’和‘野鸡’及‘私门子’”。同年10月24日傍晚，陪台湾学者彭小妍、英国学者贺麦晓访施先生，“谈刘呐鸥、戴望舒、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社团、文艺茶话会、书报检查制度和曾今可、虞岫云等。施先生记忆清楚，妙语如珠，实为翻检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部‘活字典’”。
    1999年2月20日下午访施先生，“得其赠《施蛰存散文》（浙江文艺版）一册，与其谈张竞生《性史》。施先生谓此书‘不灵’，有招摇撞骗之嫌。此书显然受当时西方的盛行的弗洛伊德、蔼理斯等人学说的影响，这类书当时西文也出了不少。张竞生此书轰动三、四个月后也就过时了。张在上海又开‘美的书店’，出版《第三种水》，也不成功，后来就回广东去了。又观赏张伯驹妻潘素的山水图卷，施先生谓当年‘八大胡同’是很出了些人才的。”
   　同年6月8日傍晚，陪李欧梵访施先生，陆灏也在座。“施先生畅谈三十年代文学、电影和自己的创作。施认为现在上海经济不错，文化不行，上海没有吴昌硕，北京没有齐白石。施并回忆二十年代（1923－24年间）在上海《时报》副刊（李涵秋主编）用施青萍笔名发表影评，评介德国默片电影《斩龙遇仙记》（即《尼布龙根指环》原型），同时推崇第一部默片《赖婚》和《璇宫艳史》等电影，他喜爱的电影明显是卓别林和邓波儿。施先生还回忆与邵洵美、项美丽吃过二次饭，一次与戴望舒等在知味观，邵、项不请自来。一次在北四川路新雅饭店请邵，项也来。项美丽后来去香港嫁一英国军官，邵洵美汇钱给项，被认为资助英国特务而受连累吃官司。施先生还回忆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很特别。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即坐在施先生临座。那次文代会是在吴淞路的一家原来的日本戏院里举行的，最后还合影留念。”
   　同年11月24日傍晚访施先生，“数月不见，老人家更显清瘦，耳也更聋，但精神尚好，其时他正与师大中文系基地班学生漫谈，谈及钱锺书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锺书、施先生和另一位作家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锺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次日下午又访施先生，“交以拙编《饭后随笔》（上下），得知其正在读《马可·波罗游记》，还想读《遐庵谈艺录》和《骨董琐记》。施先生还问为什么还没有出版周作人的全集，应该出，可定书名为《知堂全集》。
   　2000年1月12日下午访施先生，“转达香港作家林真的问候。老人家幽默地说：耳越来越聋，心脏越跳越慢，记性越来越差，手写字越写越僵。”
    同年2月2日下午，带刘呐鸥之子、台湾物理学家刘汉中夫妇访施先生，“谈刘呐欧1927年日记的发现和整理，谈刘呐欧全集的编辑，施先生对此事表示极大的关切”。
    同年8月21日下午访施先生，“漫谈《北山楼诗》的编选，并请其在《云间语小录》、《北山谈艺录》上签名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救助地震灾民义卖之用。”
    同年12月26日下午带香港张历君、郭诗缘访施先生，“请施谈小说创作包括与弗洛伊德和心理学以及与外国电影的关系，施先生回忆当年心仪的电影明星是嘉宝、卓别林和邓波儿。”

　　 够了，仅从上述不加修饰的简略记述，已完全可以看出施先生虽然已届期颐高龄，仍思路敏捷，真率可爱，在交谈中不时灵感迸发，睿智闪现。老人家所说的不仅是回忆三十年代文坛上事，更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严肃思考。
    值得补充的是，关于鲁迅，关于三十年代与鲁迅的那场有名的论战，施先生从不主动谈起，若你问及，他会建议你先去认真读一读当时论战双方的文章，过后再来与他讨论。鲁迅称他“洋场恶少”，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早已淡然处之。他曾对我说过，鲁迅尖刻，与钱锺书差不多，“骂人”从不留情面的。今年出版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版），好评如潮，但书中对鲁迅与施先生之争的评判显然有欠公允，特别是书中称施先生当过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官”，更是“莫须有”的罪名，理应在此为施先生辩诬雪谤。
    当时当了“书报检查官”的另有其人，就是“新感觉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时英。穆时英写过《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谈话中证实穆时英当时是跳舞场的常客，狐步舞确实跳得好。对穆时英去当“检查官”，施先生是不满的，至今仍感惋惜。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建议，把穆时英三十年代的影评和去香港后发表的散文搜集起来，编一本集子，必将大有助于穆时英研究。但我限于时间和条件，一直犹豫着没有动手，有负施先生的嘱托。
    进入新世纪以来，施先生耳背越来越严重，去拜访他只能完全依靠笔谈了，再加师母谢世，老人家的精神明显大不如前。为了让他好休息，我尽可能少打扰，也不再带人去。但是只要去，施先生一定仍先吩咐保姆上茶，然后侃侃而“谈”（其实是写了）。像他这样几乎亲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的作家、学者，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丰富而又深刻，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就看你的造化了。
    阅尽人世沧桑，文苑冷暖，今天的施先生早已荣辱不惊。犹记1993年上海市授予他老人家上海文学艺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面对这迟到的荣誉，施先生公开表示：这个奖应该颁给青年人，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近年来他一直对我感慨，友朋凋零毕尽，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除了章克标，巴金一直在医院里，他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寂寞。最近一次与李欧梵先生拜访他时，谈到今年要为他贺百岁寿辰，他颇不以为然，“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下这篇小文，记下我所知道的施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由衷的敬意。
    他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
                                                  　　来源：深圳商报
 

《芝麻酱还得慢慢调》（鲍毅）拍摄的是一位普通北京老人陈子善。陈子善74岁，已经退休。他的晚年生活有两项重要议程：一是看足球，二是唱京戏。他并不富裕，过着简单的日子，可他的日子有滋有味，充分展示了一位中国老人热爱生活、情趣盎然的生命态度。本片风格细腻，善于捕捉动人的细节呈现陈子善的性格与态度。

以唱戏为例，陈子善的嗓子实在并不优秀，耳朵又不太好使，唱戏不搭调。拉二胡的不愿意给他拉，而他又确实太想唱一口，于是他千方百计讨好琴师。第一次，他点燃一支香烟，递给琴师，琴师爱答不理地问唱哪段。他再三声明：“不着急，您先抽，您先抽。”终于开唱，却不搭调，他知趣地撤退，“不搭调不唱了。”第二次，不抽烟的陈子善明白了自己吸着的烟人家不高兴，便直接递上烟，琴师的态度依然冷冷的，令他不悦。这样，他开始找老谢--只有老谢才能让他舒服地唱。但老谢几天没来，电话又不通，他急坏了，每天去陶然亭等待。老谢终于来了，陈子善兴高采烈，递上一包烟，唱了一段《沙家浜》，一人唱胡传魁、刁德一和阿庆嫂三角，连道白，过足了戏瘾，回家告诉老伴：“今天我太满足了！”从这三次唱戏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导演是在推进中一点一点展示老人的性格，镜头准确，手法细腻。至于看足球，陈子善资格更老--他看了50年的足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主持人梁言看望陈子善并邀请老人去广播电台作嘉宾一事，充沛地表现了一位老球迷的心理状态。看足球和唱京戏如何编排，这是对导演的考验。可贵的是这部短片剪辑点准确而自然，节奏舒缓，浑然一体。

更令人欣慰的是，本片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普通老人形象，而且还从简单的生活里提升出哲理：芝麻酱好吃还得慢慢调--它来自于陈子善生活的一个细节，他吃芝麻酱一定要调出油来，要调出油来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张同道《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特质》

“芝麻酱还得慢慢调”，对于我们“陈芝麻”来说，陈子善先生的这句话不啻是最好的新年寄语。切题、精辟，韵味悠长。

与子善师及同门共勉。

说  明：

1、  编选部分包括编选、编著和编订，分为现代文学、台港文学和音乐散文三类。

2、  主编的丛书如《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与钱谷融合编）、《虹影丛书：中国现代女作家小说粹编》（与柯灵合编）等未予录入。

著  作：

《遗落的明珠》  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

《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前辈与我》  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年

《捞针集——陈子善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生命的记忆》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文人事》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说不尽的张爱玲》 台北远景出版公司2001年

《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陈子善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说不尽的张爱玲》（增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迪昔辰光格上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编  选：

一

《郁达夫忆鲁迅》  花城出版社1982年  与王自立编注

《郁达夫文集》（十二卷）香港三联书店、花城出版社1982－1985年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与王自立合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  花城出版社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  与王自立合编

《回忆郁达夫》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与王自立合编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  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与王自立合编

《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知堂杂诗抄》（周作人著）  岳麓书社  1987年

《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周作人著）  岳麓书社1988年

《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周作人著）  岳麓书社1988年

《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上下）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与鄢琨合编

《周作人集外文》（上下）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公司1995年  与张铁荣合编

《闲话周作人》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如梦记》（周作人译）  文汇出版社1997年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梁实秋著）岳麓书社1989年

《回忆梁实秋》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雅舍小说和诗》（梁实秋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

《雅舍小品补遗》（梁实秋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

《雅舍谈书》（梁实秋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

《雅舍谈书》（增订本，梁实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著）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  与秦贤次合编

《台静农散文集1947-1989》（台静农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

《回忆台静农》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龙坡论学集》（台静农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龙坡杂文》（增补本）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永久的女性》（叶灵凤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叶灵凤随笔合集》  文汇出版社1998年

忘忧草

文艺随笔

北窗读书录

《紫丁香》（叶灵凤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

《叶灵凤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施蛰存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与徐如麒合编 

《老古董俱乐部》（施蛰存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黎烈文散文精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

《屋顶间的哲学家》（黎烈文译）  文汇出版社1997年

《私语张爱玲》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

《作别张爱玲》  文汇出版社1996年 

《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沉香》（张爱玲著） 台北皇冠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记忆张爱玲》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伤心碧》（东方蝃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名门闺秀》（东方蝃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与王锡荣合编

《诗人顾城之死》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学人书话》  文汇出版社1995年

《新文学里程碑》  文汇出版社1997年  与唐金海合编

小说卷

散文卷

诗歌卷

     评论卷

《刘半农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林语堂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叶公超批评文集》  珠海出版社1998年

《游记二种》（丁文江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论新诗及其他》（废名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周越然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钱君匋散文》  花城出版社1999年

《陈从周散文》  花城出版社1999年

《林风眠散文》  花城出版社1999年

《刘海粟散文》  花城出版社1999年

《西滢文录》（陈西滢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与范玉吉合编

《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郭建英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夜上海》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

《章太炎的白话文》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丽莎的哀怨》（蒋光慈著）  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退职夫人自传》（潘柳黛著） 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猫啊，猫》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都市风景线》（刘呐鸥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外遇》（滕固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男友》（叶鼎洛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新文学过眼录》（赵景深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脂粉的城市——<妇人画报>之风景》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朱古律的回忆——文学<良友>》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洵美文存》（邵洵美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

《梦甲室存文》（陈梦家著） 中华书局2006年

二

《人的文学》（大陆版增删本）（夏志清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鸡窗集》（大陆版增删本）（夏志清著）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文学的前途》（大陆版增删本）（夏志清著）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夏志清序跋》  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

《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版增删本）（夏志清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狐狸洞呓语》（李欧梵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世纪末的反思》 （李欧梵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音乐的遐思》（李欧梵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董桥文录》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

《文字是肉做的》（董桥著）  文汇出版社1997年

《你一定要看董桥》  文汇出版社1997年

《董桥书房美文》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董桥文字集》（十二卷） 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

《没有童谣的年代》（董桥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董桥序跋》  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

《文思录》（林以亮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以亮佚文集》 香港皇冠出版社2001年

《批评的约会》（张错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枇杷的消息》（张错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克亮书话》（黄俊东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猎书小记》（黄俊东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绿腰》（李碧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聪明丸》（李碧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蝴蝶十大罪状》（李碧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咳出一只高跟鞋》（李碧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长在身上的锁》 （李碧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牡丹蜘蛛面》（李碧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蔡澜谈吃》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蔡澜谈友》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蔡澜这个人》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蔡澜叹世界》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采花贼的地图》（迈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八仙之恋》（梁锡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潘铭燊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突然，一朵莲花》（黄维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未能忘情——台港暨海外学者散文》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夏济安日记》（夏济安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陈世骧文存》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文学地球村》（郑树森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无眠在世纪末》（陶杰著）文汇出版社1999年

《剑河倒影》（陈之藩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水流花静》（童元方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书林撷叶》（小思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异乡说书》（庄信正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书乡长短调》（黄碧端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书痴闲话》（吴兴文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百科全书之恋》（陈黎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西游散墨》（桑简流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隐地序跋》  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

三

《雅人乐话》  文汇出版社1995年

《音乐心情》（庄裕安著）  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音乐气质》（庄裕安著）  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不朽的人与乐》（辛丰年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欧游乐记》（刘靖之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CD流浪记》（吕正惠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夏夜听巴赫》（陈黎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流动的经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陈子善

记不清是怎么跟淳子女士认识的，好像她邀请我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内容自然与张爱玲有关。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位有名的节目主持人还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张迷”实在太多了。

我们不常见面，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约了喝杯咖啡聊聊天，在上海虹桥路的“老树咖啡”、衡山路的“凯文咖啡”、长宁路的“真锅”咖啡馆，等等。话题仍然围绕着张爱玲。淳子谦虚，总说要向我请教。前些年的一天她欢欣地告诉我，她已写了一本《张爱玲地图》，我真是又惊又喜，不能不对她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的。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上海度过，她的文学生涯在上海起步，她的电影创作在上海发端，她的初恋也是在上海开始和结束的……总而言之，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声名和深远影响都与上海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讲，上海成就了张爱玲，没有上海也就没有张爱玲。也因此，原本要举行的内地首届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就以“张爱玲与上海：国族、城市、性别、战争”为题，上海是应该引张爱玲为自豪的，就像她引鲁迅、巴金为自豪一样。

《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作为《张爱玲地图》的重写本，更详细再现张爱玲在上海生活过的地方，具体描绘张爱玲在上海留下的足迹，而且将其与对张爱玲作品的解读勾联起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把“张爱玲与上海”具象化、立体化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学术著作的现有成规，那么我认为，这本《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应视作一部别开生面的张爱玲前传。

说老实话，这项追寻张爱玲与上海千丝万缕关系的工作本来应该由“张学”研究界同仁来做的，这是张爱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可惜没有。学院中人大都不愿做或不屑做，这类成果既不理论，也不能算做符合学院体制的学术专著，从功利目的考虑，鲜有人关注并愿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也就不奇怪了。我当然没有这种偏见，也曾用心踏访过张爱玲常德路故居和黄河路故居，前者催生了《传奇》和《流言》，后者催生了《十八春》和《小艾》，我据此论断这两处故居在张爱玲前期创作史上举足轻重，简直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其他地方相对而言显得并不重要，或可忽略不计。读了淳子的书稿，我才发觉自己的理解未免狭隘。张爱玲的出生地、张爱玲求学的教会学校、张爱玲短暂居住过的里弄或公寓、甚至张爱玲去过的电影院和光顾过的商店等等，其实都有或显或隐有趣的乃至至关重要的故事，就等待着有心人去发掘，去阐释。冰雪聪明的淳子这样做了，她成功了。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是本散文集，感性色彩鲜明，完全是淳子的个性化写作。因为淳子不是学院中人，她可以不受学院清规戒律的约束，在《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中自由自在地挥洒她那优美而又略带忧郁的文笔，尽情写下她的查考、思索和奇思冥想。淳子从小在上海长大，对上海特别是对上海的过去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这种浓烈的“怀旧”之情也在《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中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也许可以这样说，淳子用了数年时间费心费力，追寻的正是她心目中的张爱玲。她通过这本《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倾诉着她对张爱玲的挚爱，同时也倾诉着她对上海的怀恋。

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生活创作的融汇，爱恨交错的纠缠，早已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外国的，像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和波德莱尔，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布拉格之于卡夫卡，都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的，像北京之于张恨水和老舍，绍兴之于鲁迅，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多少研究者在不断地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之于张爱玲，值得探讨的研究空间又是何等深广。淳子的《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还只是个良好的开端，“张学”研究者大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张爱玲地图》初版本出版前，淳子就要我写序。后来此书台湾版将付梓，她重提前请，我因出国和事冗，竟两次爽约，很对不住她。现在《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重写本又将面世，高兴之余为她写下这些话以塞责。淳子女士的书可比我这序精彩多了，如予不信，那就请读者诸君慢慢欣赏、体会吧。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于

                                                                                                                沪西梅川书舍

  这个印是我妈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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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店门一张，我们从此便过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日子，于是一早准备了上好的签名本，彩缎的封面，双层的宣纸，只等那翩翩鸿儒一到，马上捧过去请留墨宝，这一请一留之际，无意间便写下许多故事，人间百态也浮了出来。

　　所有的故事都得从头讲起，签名本的故事也一样。第一个给签名本开光的，自然是尚书吧的第一位客人――陈子善先生。陈老师是题惯字签惯名的，拿过去毫不推辞就写了一段话：“二0 0 六年十一月六日，尚书吧开张首日有幸光顾，购旧书一批，快何如之！这是读书人的圣地，也是我的梦回之地！”开光仪式过后，后面的题字气氛一下子松下来，插科的也有，打逗的也有。隔了数日梁文道来，翻到陈老师的题字，大笔一挥，也写了一行：“随陈子善先生尾影而至，携书二册而去，亦一快也。”却没想再隔数日，陈子善先生又转回来了，翻到梁文道的题字，哈哈一笑，说声拿笔来，在隔壁一页又写了一段：“文道兄买得太少了，应携书二十册而去才对。一笑。陈子善又题　丙戍初冬”。

　　既来到尚书吧，而我们又搬出签名本请他题字的，基本上都是与文化相关的人，却并不是每个人题起字来都轻松自如，有的会顾忌书法，有的会顾忌内容，有的为不如如何体现疏狂而思，有的为不知怎么藏掘而怯，捏起笔的那一刹那，小小的题签本无形间就成了一面镜子，将人的疏狂与做作，照得纤毫毕露。

　　照说在这种本子上题字，一次而已，如陈老师般题两次的，得遇着了故人与故事才会有，可是有一个人，不仅题了三次，还题得绞尽脑汁痛苦万分，究竟是疏狂还是做作呢？

　　这个人，友朋间呼为“才子”，一日随了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开进来，全然忘了自己并非第一次来到尚书吧，捧过签名本，往眼前一摊，大笔就挥上了：“远方不远，以人为本，兄弟常念。”落款是：“07，2，14，情人节，邓。”刚一写完，围观的友朋哄堂大笑起来，有年长者斥之：“写得什么呀！以人为本都出来了，瞎写！瞎写！”才子把头一低，顿时减了风采：“那我重新写。”于是撇过一桌喝酒的人，将签名本移到另外一张桌子上，摊开了，对着它，皱着眉半晌不动。好一会儿，才子卷了袖子动笔了，这回是一句诗：“长安黄昏日，深圳扫红时。”落款除了大名之外，还写了一长串的时间：二0 0 七，二，十四，情人节（西方） ；腊月廿八（东方）。

　　我一瞧，连我的名字都嵌进去了，得叫一声好吧？可我还没叫出来，友朋们又开始笑他了：“写的啥呀！连扫红都出来了，你知道扫红是谁么？你认识她吗？”才子苦着脸，“还不行啊？那我再写过！”于是翻翻翻，想翻出一页空白的地方再签过，可偏偏刚才已经是最后一页了。才子翻了半天没翻到空页，随手就在别人写过的一页上见缝插针绕起来，大伙儿一看不对，抢过签名本就不给他写了。其实谜底揭穿，才子既不疏狂，也不做作，只是喝醉了而已。

　　等到两大本用完之后，店里的人惭惭对题字一事麻木起来，觉得名人也不过是那么回事，偶尔来了有份量但是我们不仰慕的人物，大家却都忘了去请他题字，反而是由工作人员来提醒我们：“你们的签名本呢？这时候可以拿出来请他题字啊！”这时候我们多半也会配合工作人员，醒目的将签名本捧过去，毕恭毕敬的请领导题字。然而有一次，我捧得相当的不情愿。

　　那天晚上，生意清淡。一位美眉领着一位风度儒雅的学者踱进来，问我：“你是扫红吧？你知道Ｚ老师么？”我说：“知道啊，写《ＸＸＸ》的那位。”美眉很满意：“嗯，这位就是Ｚ老师，我特意领他过来看看。”我忙招呼他们，带着他们在店里看了一圈，安排就坐，摆好茶具，恰好这时有年轻的女读者追进来，仰慕的请教Ｚ老师，我就趁势离开了。

　　我不喜欢这位学者，不喜欢他在作品里流露出来的那种貌似温柔的残忍，我不喜欢一个掩盖自己打扮自己的人。可是美眉每隔一会儿就走来轻声问我：“你们有没有Ｚ老师的书？可以请他签名啊？”“你们有没有签名册之类的，可以请Ｚ老师给你们写几个字啊。”“你们现在可以把签名本拿过去请他写了，Ｚ老师马上就要走了。”

　　我终于捧着签名本恭恭敬敬地过去了，请他为尚书吧写几个字。Ｚ老师站起身，不说写也不说不写，只是一页页的翻着，看看别人写着什么，都是些什么人写，直到看见了余秋雨的字迹，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复又坐下，略一凝神，写下一幅嵌着“尚书吧”三个字的对联。

　　罗罗嗦嗦讲了半天，全是在签名本上题字的人的故事，却没人想过，载下这许多故事的签名册也有故事。开业初期，店里常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来喝酒，偶尔打个照面笑一下，也未深谈。一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聚在店里喝酒，喝着喝着，忽然非常激动地走过来，带着七分醉意说：“我很激动，你们不要介意啊，今天我真的很激动。你们店里的签名册是我们家做的，我没想到在深圳会遇到我们家的东西。”

　　“你们家做的？”我愣了，瞪大眼睛望着他。

　　“我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安徽人，我们家是做文房四宝的，我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么熟悉的东西。你看，我们家做所有的东西都会盖上我们家的印――‘古檀轩精制’。”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一方红色的印：“这个印，是我妈亲手盖上去的，是我妈盖的。”

　　这个小伙子，很久没来了。    

    旧书如美人  哪堪流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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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先生到店里来，略微打个招呼，就钻里书堆里去了，我们也不打扰他，任他看书去。上次他到店里时，不断有人进来和他打招呼，毕恭毕敬叫一声“陈老师！”。先生站在书架前，身子是侧过来了，脸是转过来了，嘴里也说着“你好你好”，眼睛却始终没离开过立在架上的书脊。 

　　不一会儿先生拿着一本自己的著作满头问号地走出来：“这个书你们是从哪里搞到的？上头还有我的签名，可是我都不认识这个人，我什么时候签给他的呢？”我一瞧乐了，这个人我们太熟悉了，“这个就是马刀，尚书吧的老板啊！马刀是网名，百尝是笔名，这个才是真名！你是在里面那一摞里翻出来的吧？那一摞全是签名本，不卖的。前不久我们搞过一个签名展，后来就全收在那里了。”先生还在那里晕：“可是我什么时候签给他的呢？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上头写着还是在上海，我以前在上海见过他吗？”这回我答不上了，马刀不在，悬案待解。

　　看着先生满头的大问号，我冒出一个小问号：如果他在某个旧书摊上看见自己签送出去的书，正在眼巴巴的等着买主，会是什么感觉？

　　先生又将另外三本旧书拿给我看，指着其中一本扉页上的藏书印问：“这个书你们卖不卖的？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这是一本1952年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的《彩梦》，作者是侣伦，陈无言的小方印端端正正钤在扉页上面。

　　“他已经过世了。”先生跟了一句。

　　说话间马刀回来了，听见我们说起陈无言，他说：“是啊，我在很多地方都买过他的书，在台湾也买到过。人死了，书就散出去了。”

　　大家喝茶，陈无言很快就被新的话题淹没。我却在想，这么多人买书、淘书、藏书，越积越多，多到极处又会如何呢？一朝主人不在了，那些书难免纷纷扬扬做了四季花，东西南北的散去。自从做了尚书吧，眼见的耳闻的，常有人得了名家的签名本，喜气洋洋的来与大家分享。他们享受的是“得到”的快乐，却从未意识到这“得到”的前提是另一种“失去”，或许是人与书的失散，也或许是人与书的殊途。

　　然而这种正常的流散，也还是温暖与婉转的。难受的是前些天听来的消息，据说某大学藏书颇丰的几位老教授们，虽然身体尚好，却早已被一些书商盯上了，教授们家里有些什么书一早摸了底，作价多少也做好了预算，只等气一咽，马上登门洽书。眼巴巴的等着活人死，好去打书的主意，这才是叫人心寒！人的心里究竟藏了多少欲望与贪念，真是测难尽。

　　无论书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东西，当它诱发出来的贪念超越人的生命时，多少也沾了些冷漠与刺骨。然而说到底，书是无辜的，如美人流落烟花巷，全是人干的事。

　　或者，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成住坏空，哪一样有情逃过得这个轮回呢？为聚为散，人生的喜乐悲欢也无非是这些，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样罢了。

              文绉绉的牛人和牛Ｂ哄哄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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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秋天的夜晚，尚书吧里冷冷清清，两三个客人偎在角落里说着悄悄话，无聊的我搬出笔墨纸砚来，对着字帖细细地临，打发这守店的时间。

　　临着临着，一堆人就拥进来，一个声音哄亮的大嗓门从众人中跳出来，一把将我拉到众人面前：“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苏里先生，这是陈子善老师，这是止庵先生……”我的娘啊！这么多响当当的名字，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一个人杀到面前，先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认识我不？你认识我不？你怎么能够不认识我呢？”然后又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到你这儿来过很多次，你这儿每一个座位我都坐过，还在你这儿买过书，你怎么能够不认识我呢？”

　　我吓得不轻，深知自己平时记性不好，总是人和名字对不上号，几时得罪了客人也是未知的，只好点头认错，好生顺着他的话拖延下去。谁知这兄弟逢人就拉着说：“你认识我不？你怎么能够不认识我呢？！”先是拉了我们的店员，将店员训斥一通，后又踱到隔壁24小时书店将孙经理斥了一通。孙经理亦吓得不轻，跟着那么多耀眼明星而来的，怎么着也是个有份量的文化人吧？拉了我到一边悄悄问：“这是什么人啊？”我报了名字，孙经理歪着头想了半天，羞涩地吐出三个字：“没印象。”

　　这位兄弟后来提前退场了，临走前嘱咐我：“你在深圳的文化圈里混，仅仅认识大侠是不够地！必须还得认识我，知道不？！”他一走，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店里又多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玉树临风的陆灏兄，正背着双手在小店里踱步，嘴里慢悠悠地说：“我要逛一逛，我要逛一逛。”我说：“你要逛去哪儿呀？”他就缓缓地转过身来，一个亮相。美女不失时机地提醒我：“题字！题字！快请他们题字！”，在这要紧关头，忽然一位高手使用“传音入密”的武林绝学，往我耳边轻轻送了句话：“快去找陆灏！他的毛笔字非常棒！不要说是我说的啊！”

　　我一个激灵，魂魄归位，忙不迭捧了缎面的题名册，移出他们进来时我慌慌张张藏起来的文房四宝，请诸位英豪留下墨宝。首先题字的是陈子善老师，他高高兴兴写下“高兴”之后，说：“完了。”我说：“那，下面太空了，您画个画儿吧？”“画什么呢？”“嗯，”我也不知道老师会画什么，想着想着就瞄着陈子善老师的眼镜了，“眼镜！画个眼镜！”陈老师欣然下笔，一个眼镜就浮在纸上了。
　　
　　第二个是止庵先生。原来止庵先生是用左手执笔的，他就着陈老师写过的毛笔，手腕一转，就在另一面的右下角用枯笔写下“止庵”两个字，一如枯松倒挂倚绝壁。接下去就到了陆灏兄。刚才正说着他最近迷上了画仕女图呢，这会儿就轮着他画仕女了。但见陆灏兄，就着止庵空出来的一片留白处，稳执笔，巧运腕，轻拖线，缓着墨，俏佳佳美人挽起了云鬓，稳端端眼前翻开了诗经，停当当案头供着了玉瓶，蓦地里幽情随风过了窗棂。

　　画笔一收，众人叫好，然后问这是谁呢？刚好止庵的名字衬在圆窗下，众人便说这是止庵的梦中情人。止庵大急，要求陆灏澄清，我却在一边纳闷了，有个这样的梦中情人有什么不好呢，他干嘛要急着澄清，须知不好色的书生，就不是真正的书生。接着陆灏先在圆窗下写下“梦中情人图”五个字，后在画内帘幕的纹理中写下两个小小的“陆灏”二字。大家结论，好了好了，这是止庵与陆灏两人的梦中情人，三角恋，嗯，比较时尚。

　　题完字签完名，正欲散去时，另一位朋友也从房中出来，正遇着大家品评止、陆二人的书画合作《梦中情人图》。我邀他，也题个字吧？说罢将毛笔递过去。他不接，拿起放在旁边的签字笔，瞄也不瞄那美人儿，压在止庵的签名上随笔一绕，横着画下大名，掷笔而去。

 

“赌博”和“影射”———谈邵洵美的小说

陈子善

1928年9月，上海狮吼社主办的《狮吼》半月刊第5期发表了邵洵美的短篇小说《搬家》，这是邵洵美小说创作的处女作。郁达夫当月读了《搬家》之后即致函邵洵美大表欣赏：

《搬家》一篇，大有George Moore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文章。这一类东西，希望多多出现，可以转换转换风气。

郁达夫认为《搬家》的艺术风格与爱尔兰作家摩尔（George Augustus Moore，1852—1933）相近似，评价不可谓不高，虽然不能排除其中含有对好友溢美的成分在。当时正是“革命+恋爱”小说风行一时，郁达夫对之颇为反感，以至把《搬家》的出现视为空谷足音，希望邵洵美多写《搬家》这样用“诗的笔法”描写异国风情，又对弱小者寄予同情的“飘逸”的作品，“转换转换风气”，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位现代作家叶秋原在病中读了《搬家》，也写信给邵洵美说：

    你的《搬家》，不是我恭维你，是我近来看的最得意的一篇。……你的《搬家》，的确为我国小说界开一新纪元——至少发现了一条新光。不流入于时下的感伤主义领域，又能运用理智将你一时的情感抒写出来。

这个看法和郁达夫的颇为相近。叶秋原认为《搬家》没有“流入于时下的感伤主义领域”，是有见地的。不过，他称誉《搬家》“为我国小说界开一新纪元”，与其说是首肯，不如说是一种良好的祝愿。

     然而，邵洵美后来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完全沿着郁达夫、叶秋原所期待的方向走下去。从已发现的收在这本《贵族区》里的十四篇小说来看，邵洵美尽管写得不多，纯属“玩票”性质，但他确确实实在小说创作上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与《搬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缘分》和《自白》等情爱小说，也有明显带着自传色彩的《贵族区》。邵洵美写长篇《贵族区》自然有他的勃勃雄心，他想把自己所属的豪门望族的兴衰和年青一代的新的追求都写进这部具有编年史性质的长篇里，不料刚开了个头，未及深入展开就戛然而止了，实在可惜。

    更值得注意的是邵洵美小说创作中的两大“类型小说”，即“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先说“赌博小说”。邵洵美十四篇小说中写赌博的竟有《赌》、《赌钱人离了赌场》、《三十六门》和《输》四篇之多，不妨看作一个“赌博小说”系列。邵洵美描绘的赌场风景，展示的赌术技巧，刻画的赌徒心理，何等的细致入微，又是何等的栩栩如生！邵洵美能写出这么多生动的赌博小说决非偶然，邵洵美女儿邵绡红认为邵洵美厌恶其父母的嗜赌恶习，我认为正因为家庭的影响，邵洵美很下过一番功夫去研究赌博，研究赌徒心理。

    在邵洵美好友施蛰存的藏书中，有一部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长篇小说《黎明》（Daybreak）英文本，1927年美国出版。书的内页有一行被划掉的字：“读了觉得赌钱究竟有意思。”李欧梵教授在《书的文化》一文中介绍此书时说这句话“不知是谁所写”。据把此书出让给李欧梵的原上海凤鸣书店主人安迪后来著文披露，施蛰存生前亲口告诉他，此书为邵洵美旧藏，这句话正是邵洵美所写。或许，这本小说和这句话是我们探讨邵洵美“赌博小说”系列的一把钥匙。

有趣的是，显尼志勒这部以赌博为题材、揭示赌博复杂内涵的长篇《黎明》（邵洵美译作“破晓”，又译作“清晨的赌博”）被邵洵美写进了他的《三十六门》。在这篇小说的最后，赌徒以屏看到“绿旗袍的女人”进赌场豪赌输光后，“走出门跨上自己的车子，东天已有太阳的消息，想到Schnitzler（即显尼志勒——作者注）那本《破晓》，一个寒噤”。真是意味深长的结尾！

邵洵美借《赌》主人公以屏之口幽默地宣称“赌，真是艺术”，还进一步发挥道：

赌是最伟大的艺术，尤其是牌九。可怪发明牌九的人的姓名不传。他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Micheal Angelo（即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作者注）得次他一肩。你问是什么道理? Micheal Angelo有什么了不得!他归根脱不了用线来表现。Picasso（即毕加索——作者注）等在吹着的，又有什么稀奇？他们还是离不了线。且看我们的艺术家，他就用点。

虽然说得过于绝对，但不无启发。以屏对赌博艺术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段话的背后也许也有着他对嗜赌的揶揄。据本雅明的分析，写过名诗《赌博》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并不曾热衷于赌博”，却“对醉心于此道的人表示过友情般的理解甚至敬意”。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娱乐的保留节目”，作为现代都市“时髦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雅明认为，应该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考察和研究赌博。邵洵美对赌博的态度至少与波德莱尔有相似之处，他的“赌博小说”系列或许正好提供了研究中国现代都市赌博状况的文学文本。

在欧洲文学史上，描写赌博生活而成为经典之作的并不少见，普希金有《黑桃皇后》，陀斯妥耶夫斯基有《赌徒》，显尼志勒的《黎明》和波德莱尔的《赌博》当然也不能遗漏。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同类作品就有点乏善可陈。邵洵美“赌博小说”系列的被发掘，且不管其艺术水准如何，毕竟多少填补了这一不足。

    再说“影射小说”。“影射小说”在欧美同样源远流长，自不待言，就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有迹可寻。近代“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就是经典的“影射小说”。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韦护》、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钟书的《猫》等名篇，包括鲁迅的历史小说《理水》，也都是公认的“影射小说”的佳作。“影射小说”的特征就是被“影射”的均非等闲之辈，不是政界要人，就是文坛名家。像《猫》就不同程度地“影射”了周作人、赵元任、林语堂、沈从文、朱光潜等，格外引人注目。不论是褒扬，是同情，还是讽刺，“影射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都另有一功，却至今鲜有人系统研究。今天的读者不知道“影射小说”所本并不妨碍他们的阅读，但一旦知道了，一定会另有会心，有可能对小说作出新的阐释。

邵洵美写过好几篇“影射小说”，有影射文坛巨子的，也有影射身边亲属的。长篇小说《贵族区》里男男女女不少人的原型正是他的亲友。《绍兴人》“影射”何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一看便知。《安慰》“影射”近代小说大家、《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已是公开的秘密。当然，最具代表性的是邵洵美续写徐志摩的小说《珰女士》。
  《珰女士》本是徐志摩的未竟之作，是徐志摩为了纪念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被害而创作的长篇，“珰女士”是“影射”胡也频的爱人兼战友、另一位左翼代表作家丁玲。“珰女士”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珰女士》在徐志摩的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却一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邵洵美认为“珰女士自身的故事比她写的文章更动人”，从而萌发了续写《珰女士》的念头。从邵洵美续写的《珰女士》“前言”中可以得知，他当时为此专诚拜访过“珰女士”，也即丁玲。丁玲不肯承认徐志摩的《珰女士》是在写她，但也认为小说“不继续下去”有点可惜。我们不妨据此推断，邵洵美“想去讲完那个故事”，丁玲是知道的。

邵洵美续写的《珰女士》下篇“牵涉的人真不少”，可以确切指认的，除了徐志摩《珰女士》上篇中已出现的“珰女士”（丁玲）、“蘩”（胡也频）、“黑”（沈从文）之外，还出现了“廉枫”（徐志摩）、“周老头儿”（鲁迅）等等。另一位革命者“云”影射何人，未敢轻易确定，相信亦有所本。未直接露面的“辛雷”倒有点像邵洵美的自况。

对《珰女士》下篇，邵洵美谦称“续文”的笔姿假使“能有一些志摩的意味，那是我敬仰他的缘故；假使完全不像，那是我能力的薄弱”。平心而论，《珰女士》上下篇的风格还是比较一致的。邵洵美与徐志摩一样，通过“珰女士”和“黑”等倾力营救被捕的“蘩”，写出了革命者的慷慨悲壮，也写出了革命者的儿女情长。对“珰女士”和“黑”复杂心理的揭示，对“廉枫”个人魅力的渲染，尤为深入细腻。重要的是，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邵洵美，都把“珰女士”这样的革命者看作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来刻画。他们的理解或有偏差，他们的描写或会引起争议，但这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当时的自由主义作家这样在小说中表现左翼作家，本身就耐人寻味。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创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与真人真事划上等号。丁玲生前是否读到《珰女士》的下篇，现已无法证实，是否也会像读了沈从文的《记丁玲》一样产生不满，也无从猜测。然而，有必要指出，邵洵美续写和发表《珰女士》之时，正是丁玲被捕软禁于南京之日，这部续作尽管仍未完成，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邵洵美以诗人名，以编辑出版家名，以文学评论家名，也以翻译家名，小说创作在他多姿多彩的整个文字生涯中虽然不能说微不足道，不占显著的位置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我无意夸大邵洵美的小说创作的文学成就，但他的小说，特别是“赌博小说”系列和“影射小说”《珰女士》等的文学史价值是毋庸质疑的，理应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我以为。

陈子善

新正三日，闭门读闲书，捡出一本吴其敏著《书边掇拾》（1992年2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竟不能释手。书中《留边书和书衣》一文，尤其值得注意。

吴其敏（1909-1999）其人，内地读者恐感到很陌生。他是广东澄海人，抗战爆发后迁居香港，是香港有名的电影编剧、影评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编辑出版家。吴其敏著述甚丰，单是散文小品、文史札记就有十多种，我就藏有《山城小记》、《园边叶》和《书边掇拾》等，均清新可诵。近年《吴其敏文集》 文学编和电影戏剧编已先后问世（2001年4月、12月香港文坛出版社初版），都是研究香港文学史和电影史有价值的资料。

《留边书和书衣》为《吴其敏文集》文学编所未收。所谓“留边书”，其实就是“毛边书”，现在通称毛边本，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称谓，就像“初版本”、“创刊号”、“土纸本”等等一样。当年鲁迅倡导毛边本，自封“毛边党”，一时形成风尚，影响所及，连非文学类书刊，也有印制毛边本的，我就藏有朱维之编《李卓吾论》毛边本（1935年4月福建协和大学初版发行）。

吴其敏早年投身新文学运动，追随太阳社的林伯修（杜国庠）和柯柏年，参与汕头彩虹社的新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彩虹半月刊》和丛书，著有中篇小说《永伤》、新诗集《绮梦的碑文》、《阑夜》等，少年风发，文采绮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家中，出书时印制毛边本的大有人在，撰文讨论毛边本的却寥寥无几。吴其敏作为亲历者，晚年在《留边书和书衣》中对毛边本作了如下的解释：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叶，中国书坛上出版的新书，特别是属于文艺性质的，都流行着一种不切书边的本子，时称“毛边本”或“留边本”。这种本子也没有什么特别，除了装订要用线贯穿册页，及印制时版次须相应调度之外，和通常书籍并无二致，只是免去最后把三面书边切齐的一道工序，留待读书的人自己去处理而已。这个做法，当时所持理由：一是可以尽快一步提供先睹；二是待翻读完毕之后再行切边，庋藏起来就更加清洁完美，不至书边留下由手指翻动带来的垢痕油污；再就是，读到那里，裁到那里，可以备查读完了没有。

当年始终没有这样做的，有商务、中华等书局；而做得最热心的，当以北新书局为首。鲁迅先生的著作，除初版的《呐喊》和《坟》等几册之外，几乎十之八九是不切边的。大抵鲁迅先生个人对此做法颇表赞同。

时隔多年，吴其敏的回忆不可能没有一点出入。商务、中华等大牌出版社固然老气横秋，对毛边本不屑一顾，但偶尔也有例外。夏丏尊译日本田山花袋的长篇《棉被》一九二七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就是毛边本，据说还是商务版唯一的毛边本。鲁迅的杂文集《坟》的初版本也是毛边本。除此之外，吴其敏所述大抵符合史实，对毛边本的性质、特色和作用作了简要的概括，还是很难得的。

不过，新文学版本学家唐弢对吴其敏的解释有所保留，虽然他未必读过吴其敏此文。唐弢在《“毛边党”与“社会贤达”》（收入1980年9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晦庵书话》）一文中就质疑为“毛边党”辩护的一种看法，即吴其敏也认同的毛边本读完之后可以切去毛边，“保持一副簇新的面目”。唐弢认为“这个解释实在大杀风景，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

我当然赞成唐弢的观点。毛边本之所以别有佳趣，惹过去的和现在的读书人喜爱，不能单从实用的角度去评估，更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追求，对书籍形式美的追求；一种情调，迷醉书籍文化的情调；甚至是一种境界，类似“书似青山常乱迭，灯如红豆最相思”的境界。难怪最近有好事者编选追寻毛边本文化的专集，书名就叫《毛边本情调》（沈文冲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只是毛边本必须用纸精良厚实，天地疏朗，而今一些所谓“特制”的毛边本，大都并不讲究用纸和制作，仅仅不切边而已，参差固然参差矣，错综固然错综矣，却是韵味大失，并没有多少美感可言了。